第六百七十五章 有六部没皇帝,可不就是小朝廷?

    “爪哇的开发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有些问题需要解决。”朱翊钧提醒着大明的臣工们,不要盲目乐观,他十分肯定的说道:“这里面最大的问题,就是疟疾。”

    大明为何在占领了云南之后,始终以三宣六慰的方式统治着广袤的中南半岛?因为再往南,蚊子会吃人。

    感染了疟原虫的雌蚊会在叮咬人的时候,将疟原虫传染给人类,疟原虫会钻到人的肝脏之中,繁衍生息,只有发展壮大之后,才会侵入血液,往往到了病发的时候,已经病入膏肓,甚至是药石难医,因为人已经开始打摆子了,就是高烧不退。

    高烧不退,是免疫细胞在跟疟原虫进行殊死搏斗,只能依靠个人的素质进行硬抗了。

    最关键的是疟原虫是寄生虫病,而不是病毒,免疫系统不能形成抗体,也就是只要不脱离环境,就会数次感染,一年之内能够感染数十次,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,在这个年代,几乎无解。

    天花染一次,一辈子不会再染,但这疟疾不是,只要蚊子叮咬,就会发生。

    苦蒿,的确是对症的良药,但用的苦蒿,现在是来自云南的稀少草药,而且解刳院的大医官们,也在研究如何抗疟,单纯的苦蒿草熬汤,根本没办法对重症患者有效,甚至连轻症都难,苦蒿也是需要医官炮制的,而且解刳院大医官用了白酒,才算是略微有些用处。

    而酒又是极为奢侈的,从粮食发酵而来。

    苦蒿草的有效成分,对温度要求也非常敏锐,高一点就会破坏有效成分,低一点就会无法炮制成功,这可是个这个年代高精尖的技术活儿,苦蒿的确能抗疟,但这是少数医官才能切实掌握的医术。

    在任何年代,医疗都是一种昂贵的、稀缺的社会资源。

    “确实,不能盲目乐观。”张居正最先冷静了下来,热带雨林真的那么好征服的话,西南早就没有了祸患,在热带雨林生存,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,如何开发爪哇,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探索。

    爪哇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非常适合种地,水稻、玉米、木薯、花生、棉花、甘蔗、椰子、咖啡、茶叶、油棕榈等等,无论是主粮还是经济作物,只要开发出来,就是良田。

    现在,大明在爪哇拥有了良田万顷,只要大明不放弃开海战略,开发爪哇,对于大明而言,并不是一个太过于困难的问题。

    困难,在前进的过程中,能够一点点的去解决。

    “朕以为,当下大明的开海战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,至于贱儒们鼓噪的那些抢劫的风力舆论,朕还是坚持,抢不如种,抢能抢多少?有今天没明天,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会当落草为寇。”朱翊钧谈到了一个问题,大明开拓的主要思路,还是种,也就是开拓经营,开辟种植园,垦荒良田,顺便在富矿地区开矿。

    比较简陋的一种开发方式,但也好过于抢。

    最近两京大思辨的舆论场上,蔓延了一种风力,就是大明开海应该鼓励抢劫,反正有英格兰混蛋已经颁布私掠许可证了。

    也就是费利佩二世利用海寇攻破伦敦的消息,还没传到大明,否则这些贱儒们,就说不出来这种话了。

    海寇是寇,有奶就是娘,今天帮英格兰,明天就能因为利益帮助西班牙,利益捆绑是最牢固的关系,同样也是最松散的关系。

    这种风力的蔓延,根源是因为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尼德兰、英格兰开海掠夺,不劳而获,赚的太多了,大明这种保守的开海战略,是大明海外利益的重大损失。

    开海,睁眼看世界,原来还能如此没有任何道德负担的原始积累,着实是让人大开眼界。

    大明官僚羡慕泰西的政治生态,实在是太自由了,而大明的势要豪右、海商们羡慕这些泰西人,不劳而获,是朝廷的强约束,导致他们在海外抢不到。

    “委屈死他们得了!自己不争气,事事怪朝廷!”王崇古愤愤不平的说道:“自己什么德行,自己不清楚?大明水师到不了的地方,大明的商船都不肯去,在外面受点欺负,就找朝廷哭诉做主,朝廷是他爹还是他妈?现在又怪朝廷不给他们足够的自由,去海外掠夺。”

    “给他们机会,他们抢得过人家泰西的商贾吗?不中用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晋商是有这个底气骂开海商人的。

    晋商能把鞑靼女子变成大同婆娘行销全国;晋商能放高利贷,把草原人放破防,三娘子跑到皇帝面前告状,希望晋商能收敛一些;晋商入关为商,出关为匪,就这几点,大明沿海海商,没一个能做到。

    晋商世家出身的王崇古是看不起这东南沿海的商贾的,在他看来,海商是对外抢不过,只好对内压迫,这里面主要还是利益争夺,开海厚利,晋商插不进去手,只能通过跟随陛下开海投资,分一杯羹。

    “次辅消消气,消消气,这些个贱儒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,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,做海贸生意,绝对不能太过于良善。”张居正到是不觉得这种风力舆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,大明做海贸生意,总想着大家都体面,但其实在海贸博弈之中,善良等于好欺负。

    这种风力舆论之下,至少大明商贾出去了,对这些海外的蛮夷有一种基本的警惕之心,这是最好的结果。

    改变战略是不可能改变的,主要大明种的收益远比抢来的要高,而且更加稳定,让大明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经营思维,去抢劫,大明也很难做到。

    泰西有泰西的国情,大明有大明的国情。

    “其实臣最近关注到这舆论场上,出现的一股风力舆论,倒是值得留意,这都是臣的错,臣就不该著这矛盾说出来。”张居正十分懊恼的说道,他有些后悔了,当年被小皇帝大锤小锤抡了半天,搞出了矛盾说。

    王崇古一听这个话题,立刻马上就选择了闭嘴,甚至只顾着低头喝茶,大明随陛下南巡的朝臣们,喝茶的喝茶,打盹的打盹,甚至连戚继光都似乎在思考着什么,眼神在躲避。

    显然在所有人看来,这是个不能触碰的话题。

    南衙有一本杂报,详细的剖析了矛盾说,最终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,矛盾说是反贼言论,张居正不忠不孝,是国之佞臣。

    关键是其逻辑之完整,论证的严丝合缝,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缺陷,结论完全正确。

    张居正就是不忠不孝的反贼,他甚至自己都认可,并且悔恨这矛盾说的横空出世。

    朱翊钧十分平静的说道:“那文章,朕看了,说的很有道理,但他倒果为因的本事,朕登基十三年,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。”

    此言一出,臣工们看向皇帝的表情都有点绷不住了,皇帝真的是把贱儒那一套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学了去!

    这篇影响极为广泛的对矛盾说的批评社论,朝臣都看了,戚继光也看了,连张居正都认可文章对自己的批评了,当着皇帝的面,承认自己是个反贼了。

    陛下居然说别人在倒果为因?到底是谁在倒果为因?!

    这篇社论,主要就是一个观点:矛盾说完全瓦解了天命说,矛盾说能够解决社会矛盾,砍势要豪右很灵,砍你皇帝更灵!你皇帝不要忘了,你就是世间最大的势要豪右!

    按照朱元璋的说辞,忽必烈是草原真人,大明是天命所归,带来了秩序和稳定,进而获得了政权是极为合法的,这是老朱家当皇帝的合法根源,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在这样的纲常伦理下,一直如此下去。

    但矛盾说说出现了,讲万事万物一体两面,天命所归的另一面,既然你带来了秩序稳定,你坐天下合情合理,你老朱家无法再给大明带来秩序和稳定,是不是就得亡天下?给那些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?

    矛盾说对于政权合法性就一条:能安天下者应为君。

    显然,世袭罔替的皇帝制度,是无法一直安天下的,就看看朱翊钧和朱翊镠,亲生兄弟俩,完全两类的人,世袭罔替的皇帝,注定要失天下,因为皇帝家不可能全都是明君圣主,不可能一直安天下。

    这皇位有德者居之,而不是姓朱者居之。

    所以,在写这篇社论的儒生眼里,矛盾说就是颠倒君臣纲常的理论,皇帝还支持这样的理论,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    “你们呀,还是没有学到矛盾说的精髓。”朱翊钧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,颇为肯定的说道:“矛盾说从来都只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,说简单些,就是孔夫子说的,万事三思而后行,要看到好处,也要看到坏处,然后综合去看,权衡得失利弊,再决定要不要做。”

    “矛盾说不是反贼言论,只是一个工具,而是反贼看矛盾说,才会看到是在谋反。”

    “按照他的说法,那孟子还说:君子之泽五世而斩,君子的恩泽,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,那就该换君了,孟圣人也是反贼了?”

    万士和低声说道:“陛下,太祖高皇帝把《孟子》摘去了八十五条,并且在洪武三年下诏,自今八十五条之内,课士不以命题,科举不以取士,仅剩一百七十四条,陛下所说的这句,也是摘去的。”

    洪武三年,朱元璋对孟子进行了删减,将其中类似于‘君之视臣如草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’、‘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’、‘君有大过则谏,反复之而不听,则易位’等等反贼言论,全都删减了。

    朱翊钧则摆手说道:“万阁老,的确是删减了,但朕看的《孟子》,这些都还在,先生讲筵的时候也讲过的,不科举而已,又不是删的一干二净,看不到了,你没读过?在座的所有人,哪个没读过?”

    朱元璋下旨删掉了那八十五条,真的能删掉吗?万历年间刊行的《孟子》都是全本,顶多教的时候,告诉学子,科举不考而已,朱翊钧连一个删减本都找不到,他读的也是全本。

    “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,他说的,能安天下者应为君。这话,也没问题,大明迟早有一天要亡的,这是毫无疑问的,夏商周、秦汉晋、唐宋元,哪个逃得了?既然不能安天下,守天下,亡也就亡了,就跟人不可能长生一样,哪有什么万世不移。”朱翊钧十分正面、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群臣们呆若木鸡的看着皇帝陛下。

    张居正这才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,皇帝的骨子里,根本就是个反贼!

    阶级论第一卷阶级,第二卷分配成书之后,皇帝一直在催促着第三卷和第四卷的问世,张居正不写是因为他已经清楚了四个自然而然的推论,止步于分配,但陛下一直在催。

    作为朱翊钧的老师,张居正太了解皇帝了,皇帝十分聪明,他能看到四个推论,陛下怎么可能看不到?他不写,皇帝假托他的名字也会写完!

    只要我足够左,看谁都是右,只要我足够的反贼,看谁都是忠臣了。

    所以在陛下看来,从矛盾说这个因推导出张居正是个反贼这个果,是错的,是张居正、皇帝本身,就是反贼,所以才有矛盾说这个果。

    矛盾说是皇帝、张居正的共同著作,这一点在刊行之初,就是明确的。

    “陛下,臣以为,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好了,一个儒生喋喋不休而已,不必过分深究。”戚继光作为大将军,反对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析。

    差不多得了!什么反贼不反贼的,陛下是明君圣主,安天下者应为君,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?

    至于后人的事儿?后人再说,后人自己不争气,失了天下,怪祖宗太争气?没这种道理的。

    退一万步讲,矛盾说也在提高统治阶级的下限,对国朝、中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,三思而后行也该推动。

    “这个儒生叫什么?”王崇古有些好奇的问着万士和,署名是笔名,叫玄扈山人,但能在杂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的,都是在礼部报备过的,这人究竟是谁,礼部一清二楚。

    王崇古之所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此人真实身份,其实是保护,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谁在批评张居正,一旦此人倒了霉,那就是张居正在以大欺小,在恃强凌弱。

    给人添堵尤其是给张居正添堵这种事,王崇古非常乐意。

    “上海县法华汇人,名叫徐光启,是耿定向弟子万历二年状元焦竑的弟子,泰州学派门下。”万士和左思右想,还是开口解释了下这人的来龙去脉,他赶忙说道:“徐光启今年才二十三岁,年轻人嘛,都气盛。”

    “泰州学派全都是意见篓子。”王崇古有点幸灾乐祸,张居正吃瘪的时候可不多,一个年轻人,能把张居正辩论到自己承认自己也是反贼的地步,可见其才智。

    若是张居正要为难徐光启,那晋党一定要保,不为别的,恶心一下张居正也是极好的!战无不胜,赢了一辈子的张居正吃瘪,这可是少有的场面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南巡还是带来了一些切实的改变,比如天津流入山东的烟馆被大明皇帝的缇骑给查抄了,山东也留了个心眼,而且还对山东地面的官吏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;而到了徐州,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个大坑,皇帝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处理,很快,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窝煤售卖。

    徐州的煤运到苏州、杭州、松江府,就是不会留在徐州,其实原因很简单,在之前,徐州也有窑井采煤,而这些采煤的人,都是来自苏杭的商贾,他们雇佣徐州本地人挖煤,把煤运回去,这就是一种路径的依赖,大明朝廷煤钢专营之后,徐州地面官员仍然是萧规曹随,在惯性之下,仍然运往苏杭。

    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:只要能勉强运作,就拒绝改变。

    让朱翊钧颇为意外的是,南衙对新政的抵触情绪之剧烈,远超大明君臣的想象,这种抵抗情绪体现在每一件事上。

    比如徐州煤之事,大明自从煤钢专营之后,地方将所有的煤窑收为官有,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,遵从朝廷的号令,用各种方式收为官有,最常见的做法,就是用一定的货币去赎买,毕竟开窑井也是需要钱的,但徐州用货币赎买之后,这些官有煤窑,仍然交给本来的商贾去运营。

    地方衙门花了银子,购买了煤窑的所有权,但其经营之事,仍然在这些商贾手中,商贾摇身一变,成为了地方衙门的杂职官,等于说,花了钱,却一点事都没有办,那赎买煤窑的银子,其实就在这个政令推行的过程中,落进了个人的口袋里,煤窑的一切经营方式,都没有变。

    然而,整个过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,既遵从了朝廷的政令,又没有滋扰地方,更没有闹出矛盾冲突来,你好我好大家好,唯独百姓不好,工匠不好。

    该有的官舍、三级学堂、工匠学堂、惠民药局,一个都没有。

    这就是南衙执行的万历新政,当缇骑搞清楚了煤窑发生的事情时,连反贼出身的王崇古都惊讶了。

    这还只是阳奉阴违而已,表面上遵循了政令,实际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    但大家都在这个维新的过程中,获得了巨大的收益,尤其是这些商贾,非常乐意配合,因为从执行新政之后,这些商贾就不再是商贾了,而是官商了,这是一层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,现在趁着新政的东风,拿到手里了,来自衙门的背书,自此畅通无阻。

    这就是朱翊钧抵达南衙徐州府的第一感觉。

    “这很矛盾。”朱翊钧对着随行的王皇后,略显无奈的说道:“娘子,你说咱这维新,看似是成功了,但看起来也像是失败了,咱从北衙到山东,一路上放出去的缇骑,探问到的消息,无不告诉咱,万历维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!那连绵不绝的工匠官舍,兴高采烈上学的孩子。”

    “到了徐州,就给了咱这么大一个耳光。”

    “这一耳光,是真的疼。”

    有些略显烦躁的心里话、孩子话,朱翊钧只能对皇后说这些,他二十三岁,不是个孩子,他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软弱来,但在妻子面前,不必带着坚强的面具活着。

    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,有高兴有不高兴,也有失望,王夭灼这里就是个避风港。

    王夭灼思考了下,笑着说道:“我倒是觉得正常,南衙就是缺了凌云翼这种不管不顾的杀神,但凡是有这样的人物内外都清理一遍,他们万万不敢如此,南衙十三府,作为京畿,还是太大了些,拆分势在必行,有六部没皇帝,可不就是小朝廷?你皇帝算老几?”

    道理讲不通的时候,物理消灭通常就是唯一办法。

    你北衙的朝廷是朝廷,我南衙的六部就不是朝廷?一个国朝,两个朝廷,可不就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?

    王夭灼继续说道:“而且,南衙普遍不恭顺,那沂州知州雷士桢多混账啊,纵容烟馆,可是雷士桢知道陛下要来,还是把全城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,还把房顶的瓦都清洗了一遍,徐州地方呢?徐州知府钱至毅以遵循王命不便扰民为由,连卫生都未曾打扫一下。”

    “咱看到了。”朱翊钧点头说道:“所以,还是得下重手处置一番,否则别人怎么知道咱是皇帝呢?日后所经行之处,都会怠慢了咱,咱的号令,就是一纸空文。”

    “就让海总宪出手吧。”

    大明神剑,从来没有入鞘,这种贪腐案,海瑞查办起来已经非常专业了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很生气,后果真的会很严重,朱翊钧也没有大开杀戒,而是选择了揪着一件事猛打,就是徐州煤窑之事。

    万历四年到任,至万历八年离任的徐州知府,现在的南衙佥都御史陈吾尹,就是朱翊钧的目标。

    贪腐,姑息包庇,以权谋私,立刻满足了海瑞的斩杀线,海瑞人还没到南衙,就已经在着手清理南都察院的蛀虫了。

    一切的祸根,其实都是当初的迁都,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派出太子朱标,前往洛阳、长安,就是亲眼看看是不是适合迁都,但迁都之事,随着朱标回到应天府后,生病离世,就此搁置,成了朱元璋的未竟之事。

    朱棣迁都在永乐十九年,围绕着迁都展开的斗争,一直持续到正统十三年,明堡宗去瓦剌留学后,才算有了最终结果,真的迁回南衙,黄河以北都会丢,这是必然结果,最终没有人再谈迁回南衙。

    南衙十四府官员的升迁,根本不在北衙的手里,也就不在皇帝手中,导致这南衙的考成法,都是不情不愿的在推行,新政磕磕绊绊,做些表面文章。

    “我是个妇道人家,哪里懂这些,我就觉得,他们呢,造反是不敢的,但借着造反的名头,谋财的胆子还是有的,而且无法无天。”王夭灼不懂政治,也不懂妥协,她就觉得杀得少了。

    《大诰》里有一个洪武十八年的案子,叫妄给妻室案。

    说山西洪洞县姚小五有个妻子叫史灵芝,结婚多年,有孩子三个,但结婚多年后,史灵芝突然被告了。

    早些年,史灵芝和唐家的长子有婚约,后来兵荒马乱,还没成婚,长子就死了,史灵芝这才嫁给了姚小五。

    可是这唐家次子唐寅山认为,史灵芝该是他的,因为按照元朝旧俗‘收继婚制’,唐闰山作为弟弟,有权接收兄长的一切财产,当然也包括名义上的嫂子史灵芝。

    这件事离谱就离谱在,从洪洞县知县,到刑部尚书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,都觉得唐寅山的诉求非常合理,就把史灵芝判给了唐寅山。

    姚小五气不过,带着妻子就跑到京城敲了登闻鼓,朱元璋知道后大怒,下旨说:系人伦纲常之道,乃有司之首务,故违不理,所以有司尽行处斩。

    从上到下砍了个遍,明刑弼教。

    这件事最离谱的就是,唐寅山的诉求,即便是在元朝也是不合法的,因为忽必烈入中原就下旨,汉人不得收继,此乃胡人礼。

    到了至顺元年,元朝律法更是明确规定:今后汉人、南人收继庶母并阿嫂的,合禁治,男女各八十七杖、主婚者笞五十七下,媒合人四十七下,聘财一半没官,一半付告人充赏。虽会赦尤离之。

    就是说,有人敢收继婚,所有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者,鼓励举报。

    到了大明就更不合法了,洪武六年,大明律就明确规定:若兄亡收嫂,弟亡收弟妇者,各绞,直接杀都得死。

    大明有司从上到下能做出这种判罚,并且无一人纠正其错误,其实就是洪武初年的一个最大问题,对大明政权的不认可,对元朝松散统治的认可,朱元璋管的太宽,管得太多,人元朝皇帝,啥都不管。

    这就是一种对抗情绪在作祟,当然,上下有司的对抗失败了,因为就是按照元朝法律,那也不合法。

    收继婚这种草原来的恶俗,就因为杀人杀的多,在洪武十八年后,彻底废除掉了。

    当一个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,可以看向祖宗成法的《大诰》,里面有很多解决问题的粗暴但直接办法。

    皇帝经行之处,腥风血雨。